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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连英:我去上海接知青
作者:刘连英 加入日期:2014-4-14 录入:顾龙 点击:1683
刘连英:我去上海接知青
作者:刘连英 加入日期:2014-03-14 录入:顾龙 点击:324
刘连英:我去上海接知青
作者:刘连英 加入日期:2014-03-14 录入:知青 点击:4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我去上海接知青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刘连英

      上海,一直是我喜欢并倍感亲切的城市,不仅因为她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,近二十年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也不仅因为1999至2001年我曾在那里工作过两、三年,而主要源于四十年前我在上海接知青战友的一段难忘的经历。
      1970年初,原五十五团(现查哈阳农场)分成三个团,我所在的海洋分场(后改五十团一营)与新立、丰收分场组建成新的五十团,当时我正在一营营部工作,刚刚搞完“三清”运动,还没有安排具体工作,只是“打打杂”、很是清闲。春节过后,团里要去上海接知青的消息吹到了营部,当时营里的参谋、干事、助理一大帮,有点条件的都想得到这个“美差”。我想,接知青是次要的,都想看看昔日“十里洋场”的大上海倒是真的,毕竟那时出差的机会太少了。我虽然也很想这个“美差”,但无奈“人微言轻”,只能“听天由命”了。当营领导通知我准备去上海接知青时,我高兴得好几宿没睡好觉,脑海中总浮现出电影中大上海高楼林立、灯红酒绿的样子,心里也在盘算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这次任务,不辜负营领导的信任。后来我才知道让我去上海,一是当时我是“闲职”,更主要的是领导认为接知青还是有一名知青好一些,即方便与知青交流,又有说服力。就这样我光荣地成为五十团赴上海接知青工作组的一名成员。
      出发前的那段日子,我忙得不可开交,经常下连队了解上海知青战友工作生活情况,一些熟悉的上海战友也纷纷找到我,有的让我往家里带封信,到家里去看看;有的热心地介绍上海的情况,哪里好玩,哪里最热闹……;家有弟弟、妹妹也面临下乡的知青更是让我一定想办法把他(她)们的弟妹接来;有的连队领导也交给我去知青家访问的任务。
      3月20日我们从团部出发,当天下午到达齐齐哈尔市,第二天中午乘火车经天津转车,到达上海已是24日傍晚。当我们一行十余人从站台出来时,一下子就成了上海人眼中的“稀罕物”。三月下旬上海已是春暖花开、万物复苏的春天,气温也是零上十几度,市民都穿着薄薄的春装,而我们离开查哈阳时,那里还是冰天雪地的冬天,大家都穿着大棉袄、二棉裤,有的还穿着皮大衣,戴着棉帽子,颜色也是黄、黑、绿五花八门,一时间“侬啥地方”、“做啥事体”的询问声不绝于耳,弄得几个听不懂上海话的团、营领导不知所措,好在我们一行中有两名上海知青,市民才知道这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接知青的。坐上无轨电车,上海人的热情真让我们领教了,我们住在茂名南路的锦江饭店,当时正值下班时间,车上的人又多,十余人一上车就挤散了,车上一片叽叽喳喳声,告诉我们到哪下车,在大家热情指点下,靠前门的在茂名南路的前一站下去了,后门的到陕西南路才下的车,大家拎着大包小裹又在热情市民的指引下汇齐在锦江饭店门口。
      锦江饭店是接待中央领导和重要外宾的高级宾馆,当时还有安徽、云南、内蒙等地都在上海接知青,把黑龙江兵团安排在这么高级宾馆里足可看出上海对黑龙江的重视。虽然我们住的是西南楼(靠近茂名南路的裙楼),但毕竟是锦江饭店,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,别提心里多自豪了。
      入住锦江饭店后,我们很快开始了接知青的工作。那时上海市上山下乡的热潮是一浪高过一浪,几乎是家喻户晓,人人皆知,家里没有下乡的那是少之又少。大街上也到处是“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大有作为!”、“我们也有两只手,不在城里吃闲饭!”、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!”的宣传标语。当时除了学校动员上山下乡之外,街道更是积极,只要知道谁家有下乡对象,就会三天两头前去宣传“开导”、做思想工作。如果被“开导”对象不同意,或稍有抵触情绪,那么,那些宣传动员人员就会每天去他们家,甚至从早到晚全天候做动员工作,直到他们想通了,同意上山下乡并真正走人,才算了事。
      因为上海对学生的动员工作已经很深入了,我们的任务就是到区安置办阅档审批,配合区里到学校作动员,以及接待处理一些有特殊情况的学生,当时一营负责接收徐汇区的学生,那时有的学生已填了申请表,进行了体检,表上有学校的鉴定和区安置办的选送意见,我们就负责阅档审查,主要是看家庭出身和政审条件,一起去的营卫生所的徐大夫就专门负责审查体检表,经过审查没有疑问的就通过,把握不准的向带队领导请示或记录下来,晚上开会研究。那时去黑龙江兵团政审还是很严格的,家庭出身是第一位的,其次是个人表现和身体状况,明确规定地富反坏右、资本家出身,尤其是家里有海外关系的,原则不接收。我记不清是徐汇中学还是漕宝中学有一名女学生家庭出身不好,还有一名亲属在国外,这种情况是通不过的。但由于她在学校表现较好,自己又写血书,学校也极力推荐,她本人又多次找到我们坚决要求到兵团去,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经过团领导特批才接收,像这种情况去兵团的还是不多的。到兵团后这名女知青在连队表现好,调到营直工作还是脏话累活抢着干,能吃苦,全没有资本家小姐的模样。但就是这样,入团时小组几次讨论都没通过,我当时正是营保卫干事兼营共青团工委副书记和营机关团支部书记,在团支部委员和团小组长联席会议上,我发了火:“表现这么优秀,入个团还这样难?出身不能选择,道路可以选择,这是党的政策”,在我的坚持下,才吸收她入团。可见那时对于家庭出身还是很当回事的。
      一次我去一所中学做动员,操场上几百名学生黑压压地坐了一片,当学校领导把我介绍给同学们请我讲话时,我心跳得很厉害,那个紧张啊,这是在大上海呀!当我看着下面一双双期盼的眼睛,听着热烈的掌声时,我很快镇静下来,我首先告诉大家,我也是下乡知青,是从哈尔滨去的,然后我以一名知青战友的名义欢迎大家,这样的开场白,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同学们的距离。我又详细介绍了兵团工作、生活以及吃、住情况,讲一些现役军人领导,半军事化,还有武装连、排,屯垦戍边、保卫边疆的事。其中免不了好事说得多一些,而像冬天宿舍脸盆水冻成坨,戴棉帽子睡觉,夏天蚊虫叮咬,早上三点半,晚上看不见的辛苦劲就少说或不说了。散会后,大家又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,“冬天很冷 吧!会把耳朵冻掉吗?”“在外边小便是不是得用棍敲?”“发枪吗?能打仗吗 ?”“有米饭吃吗?”各种疑问接踵而来,我一一回答大家的提问,让这些同学更多地了解兵团的情况。有的同学当场就表态写决心书,坚决要求到黑龙江兵团去。
      多年后,有几个1970年到兵团的上海战友开玩笑的说:我们就是让你给“忽悠”去的!好在没说是让我骗去的。那时下乡大势所趋,能够去一个条件好一些的地方,就是万幸的。这批知青虽然是69届初中毕业,年纪小一些,但都很能干,不少人很快被提拔当上了排长、连长,进了机关。经过北大荒的磨练返城后,有的走上领导岗位;有的经商有道,当上老板;有的刻苦钻研,成了艺术家;还有一些知青战友喜结良缘、找到真爱。这应该是在北大荒的收获吧。
      现在回想,1970年已是“文革”的第五个年头,也到了运动的疲劳期,当时学生是上学没有,工厂不要,整天无所事事,能找个好一些的地方上山下乡也是无奈中的最好选择。当时有一名叫王德祝的父亲,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去黑龙江兵团,特意给兵团领导写了一封信,并拿着兵团接待室的回信找到我,要求送女儿到黑龙江兵团去,可见那时上山下乡已是大势所趋,而能去黑龙江兵团还是让人羡慕的。因此我们接知青工作比较顺利,名额很快就满了,对一些知青弟妹要求去兵团的,在名额之内尽量给予照顾,当时经我手办理的就有十多个知青的弟妹来到了五十团。
      那时在上海还有一道特殊的“风景线”,就是在锦江饭店门口每天都聚集着许多人,尤其是一到晚上熙熙攘攘、人山人海,把整条街道都塞得水泄不通,到处是学生和家长,有的在与兵团来接知青的人员交谈;还没找到人的就挤在饭店门口,焦急地等待着;有的手里拿着一把已写好的字条,只要有人往里进,就会有几个、十几个人往你手里塞字条,让你帮忙带进去,交给要 找 的人,“拜托了”、“谢谢侬”不绝于耳。那时不像现在人人 有 手机,联络起来方便,饭店门卫又很认真,门把得严严实实的,没有证件根本进不去。看到门口焦急的学生和家长,每天我除了完成我的接待任务外,有时间就当“通讯员”,出出进进帮助送条子、找人。后来连门卫都看出了“问题”问我:你也不怕麻烦,是不是太热心肠了。我只对他笑笑,照样当我的“通讯员”。因为我也是一名知青,深深理解这些做父母的心情,已经在兵团的知青父母就是想见见孩子的领导,问问兵团的事和自己孩子的情况;已经决定要去兵团的知青父母就是想多了解孩子要去的地方的情况,心里能踏实一些;有的学生和家长是因为政审或体检没通过,想做做工作,表表决心,能去黑龙江兵团;有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想调换一下孩子要去的营或团。
      此次去上海前,一些知青战友让我给他们家里带信,我知道“信”大家都能寄到家里,让我带信就是想让他(她)们的父母见到我,听到他们在黑龙江的情况,让父母放心。那时还没有实行探亲假,很多知青已经一、二年没回家了,家里的父母也时刻挂念远在数千公里外北大荒的孩子。那段时间我几乎放弃了休息日,近处知青家就利用中午或晚间去,稍远一些的就利用周日休息时间去。一到知青家里,知青的爸爸妈妈就急切地问个不停,“孩子胖了、瘦了”,“吃的怎么样,住的好吗?”“干活累不累,都干些什么活?”“冬天冷吗?”尽管这些问题,爸爸妈妈可能早已从孩子的信中得知,但把我当成亲人和“领导”的父母们,还是要亲耳听一遍才能放下那颗悬着的心。说到想孩子,有的妈妈还会抹上几把眼泪,弄得我心里也酸溜溜的,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那时住的大都是里弄,有的邻居听说孩子的兵团“领导”来了,就会围上一帮人,看着我这个“小领导”,关切地问这问那。离开时父母们拉着手千叮咛万嘱咐,一直送出很远。
      那时的上海虽然是大都市,有许多老建筑,但市民居住条件普遍紧张,有的住在十几平方米的阁楼,有的是简陋的平房,还有的是用木板和竹条钉成的棚厦,里面用布帘一挡,掀开布帘从板缝中就能看见外边的一切。屋里咳嗽一声外边也能听得清清楚楚。文革又造成物质匮乏,买什么东西都要票,但就是这样,我一到知青战友家,都要热情的留我吃饭,实在留不住,也会煮上一碗“荷包蛋”,非得让你吃下去。有一次我去二连一个女知青家,我记得她给我的地址是长寿路1059号,当时我就犯“嘀咕”,哪有这么长的街道,哈尔滨最多的门牌号就是一、二百号,走了很长一段路,终于找到1059号,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小院,大门涂着深红色的油漆,有一个宽敞的院落,种着一些花草,迎面是一栋砖瓦结构的平房,那样的房子现在上海恐怕已见不到了。
      在上海期间,我带着五连指导员和连长的嘱托,特意去了一名上海知青家里,见到了他的父亲——一名上海产业工人。他当时穿着洗得发白,打着补丁的工作服,我们聊了很多,从孩子小学没毕业就开始了“文革”,学业荒废、无所事事,在弄堂里整天就是打打闹闹,做父亲的又疏于教育,惩罚多于循循善诱,孩子心里留下阴影。到了兵团后由于年纪小,淘气、任性,有时好搞个恶作剧,但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干活还是可以的。我们相约共同负起责来,多鼓励孩子,给孩子温暖,让他感觉到父母的爱,组织的关心。临走老父亲写了一封虽然很短但凝结着父母深爱的信,让我带给他的孩子。回到连队我向五连领导做了汇报,又和这名战友进行了一次“深谈”,之后他有了一些变化,也算我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。
      忙忙碌碌的接知青工作终于结束了,带着对大上海的眷恋,带着几十天上海经历给我的种种思考,带着战友家长的嘱托,带着一些家长给孩子们捎的大包小裹,我随第一批知青于5月14日从上海出发,返回北大荒。那天我又经历了一次撕心裂肺的离别,仿佛又回到1968年我离开哈尔滨的那一刻。站台上人山人海挤满了送行的人们,即将出发的知青与自己的亲人相拥在一起,母亲抱着儿子的肩膀,父亲握住女儿的手,哭泣着、交谈着、叮嘱着、安慰着,说不完的叮咛,道不尽的嘱托。当开车的铃声一响,车上车下顿时响起让人心碎的哭喊声,车轮转动了,送亲的人们喊着、叫着、躁动着,有的随着开动的列车奔跑着,就想多看一眼离家的孩子;一个个小小的车窗挤出几个挂满泪珠的稚嫩的脸庞,也 在 哭着、喊着向自己的亲人挥手告别。看着眼前这些比我小几岁的知青弟弟、妹妹们,看着站台上渐渐远去的送亲人们,我的眼睛 模 糊了,一边抹着眼泪,一边劝慰着大家、安顿着大家。列车 越 开越快,一直向北、向北,跨过长江、黄河,越过崇山峻岭,把这些与我结为战友的小弟弟、小妹妹们带向远隔数千里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,开始了战天斗地、希望与磨难并存的北大荒生活,踏上了让人刻骨铭心、永生难忘的知青岁月。


     
陆建东跟帖:


      连英的这篇回忆录,文如其人,扑实无华,写得深刻,细致。文从心生,写人物,人的思想,环境,事件如高山流水,自然流淌,不事雕琢。读着使人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四十年前的上海和兵团的岁月。催人回味,发人深思。很有史料价值。写四十年前的上海民居,写得多麽好啊。使我想起,我们培进中学毕业的著名女作家程乃姗在《穷街》里写1960年代的上海民居和你写的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她写她家访,有的同学的家是用竹片搭起来的,一半在苏洲河里,下面的河水是黑臭的,一半在岸上。我在1974年到严锦兴在万航渡路的家里,就有一个很大的园子,园子里种了爬满青滕的瓜,果。到倪国扣徐家汇徐镇老街的家里,房子是茅草屋,有二十多个平方,门前是一条泥泞的小路,喝水是靠水桶拎的。尽管他的母亲入党已经26年,当协新毛纺厂的副厂长已经24年了。      

    连英的这篇文章使我想起了四十年前的许多,许多。这篇文章准确地反映了四十年前的上海和查哈阳的政治,经济,文化,民居和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谢谢你,连英。 
 
 


查哈阳知青网 V1.0   最后制作日期:2007年7月18日
制作:查哈阳知青工作室 (IE5.0以上 分辨率1024×768)